对于当前较为严峻的经济形势，主流媒体、网络媒体和各路专家已经有连篇累牍的分析和论述，虽然视角不一，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有轻重缓急之分，但共同之处是：不能因循守旧，沿袭老路。至于新路，有互联网，有工业4.0或第四次工业革命，有服务业，还有一带一路和供给侧改革，等等，不一而足。

本文中所指的企业不是央企国企，也不是顺风顺水的万达、阿里巴巴等大型、巨型民企，大致可以沿着现有的路径前行，而是特指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方面处于困境的企业，主要是中小型民企。对于这些企业来说，老路不通，必须另辟蹊径，因而问题就集中在对新路的把握和选择上。

一、新路

形形色色的“新路”可以归结为两类：科技发展，以及跟随改革开放的进程。

依靠科技发展，主要有两点，互联网+，以及工业4.0或第四次工业革命，包括机器人。

互联网+已经说的够多了，仅就对中小型民企的影响而言，目前主要是在供应链和销售端。中小型民企体量有限，对于供应链难有作为，没有多大选择权；后者主要限于拓宽销售渠道，如果进一步由此了解把握消费者的诉求，会有更大价值。

总体而言，互联网+在当前对中小型民企的影响有限。

近来，特别是在达沃斯论坛上，工业4.0和第四次工业革命成为热议的话题。德国的工业4.0具有强大的工业化和信息化基础，不仅在企业，而且在整个社会，以及具有多年的积累。

工业4.0集中于智能制造，再由下而上“升维”，提出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融合的标准。

美国的“再工业化”则集中于智能产品，由谷歌等互联网巨头由上而下“降维”。

中国制造2025既没有德国由下而上的地基，目前或许只有海尔和沈阳机床集团等少数企业具有继续攀登工业4.0的水平；也不如美国居高临下的气势，虽然中国有BAT，但主要在搜索、社交、交换和金融领域，较少向下进入制造业。因而中国强调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，与德国比信息化，与美国比工业化，无疑具有中国特色。

然而不得不承认，对于广大中小型民企来说，中国制造2025或许也只是2025年之后的梦想（这一点在后文还要谈到）。在市场相对稳定需求旺盛的领域，企业要是不差钱，机器人或许是眼下应对用工荒的一个选项。

第二条新路是跟随、响应改革开放的进程，其中又有多条选项。

1城镇化

到2020年可能还会有2亿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有待落户。每年有700万的大学毕业生，1300万的农民要变成城市居民。如果有70%的农民工在城市购房，就可能消化当前的库存以及保持稳增长。

河南省住建厅的调查表明，县级城市里农民的购房意愿高的比例高达60%至80%，买房的最大动力是子女教育和农村青年结婚。显然，在城镇化过程中在所涉及到的房地产等领域存在大量潜在的商机。问题在于，一二三线的城市会有相当大的差异。需要明确的一点是，中国房地产的黄金或疯狂或不规范时期已经过去。

虽然房地产风光不再，但城镇化还将推进。城镇化对于中小型民企的价值不是房地产本身，而是与房地产配套的行业与设施，如建材、装修、服务业等。

2一带一路，以及可以归入这一类的外贸和对外投资等

一带一路无论是项目还是资金都需要国家出面，央企国企自然会有更多机会，中小型民企若是抱团参与也有机会。企业在国内保持相对独立，再以联盟的方式走出去，以增强国际竞争力。李克强说：“要抱团出海，抱团取暖，在这么一个不同文明国度，体制文化差别很大的国度，我们要发展，一定要抱团，从矿业、装备业，大家也都要抱团，金融业也要跟你们抱团，国家会逐步制定政策，制止恶性竞争，自己和自己打内战。”

2014年民营企业500强累计海外投资额为255.15亿美元，同比增长53.83%。有106家企业参与“一带”，有89家企业参与“一路”，占比共计39%。

中国在一带一路的旗帜下走向世界，在经济上的一大特点是，国家与企业形成“双主体”（另文讨论），企业未动，国家先行。国家为包括民企在内的企业搭台，央企做基本设施，民企随后跟进。中小型民企借一带一路之东风，企业或联或合，在这一过程中做大做强，回过头来带动在国内市场的发展。

一带一路，中国一开始信心满满，打算输出剩余产能，随即认识到必须与德国、法国等高端产能相结合，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。即使自以为居于高端的高铁，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遇到日本等国的激烈竞争，印尼等国漫天要价，中国既难以获利，而且还要自己承担风险。

至于输出引以为傲的外汇储备，在汇率大起大落和纳入特别提款权篮子后似乎已所剩无多，并无多大优势可言，2016年已有500亿美元的逆差。

一带，受叙利亚、中东反恐、乌克兰和欧洲难民潮影响；一路，受南海争议影响，剩下的或许只有政权更迭频繁和不明病毒连连的非洲了。对外投资相对安全的还是法治较为完善的G7和澳大利亚、新西兰等国。央企国企的对外拓展因其国家背景和政商不分，让相关国家心生疑虑，民企会相对容易被接受。

一带一路必然带动中国中西部的发展，再进一步与城镇化产生叠加效应。机遇主要在位于“一带”沿途的西部城镇。虽然也有东突等因素干扰，但毕竟处于国内，安全与可控相对得到保障。这或许是中小型民企风险较小的选项。

3生态

因问题的严重性而被列入五大发展理念之一，绿色。

这些年中国的高速发展付出了沉重的生态代价。随着十面“霾”伏等生态问题进一步加剧，官员的考核中加入生态指标，以及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压力，国家终于痛下决心。

然而在这一领域同样存在不确定因素。生态问题的特点一是事后，有了后果方想起治理；二是后果的综合性和“异因同果”，难以条分缕析辨明责任，难以追根溯源查明真凶。放在中国语境下，还要考虑到责任方和受害方等各方的责权利是否清晰，以及背后无处不在的政府的身影。

生态行业虽然难度大，如果有技术实力并掌握政策，做得好将是企业、社会和政府三赢的局面。

其它如老龄化和二孩等，自然也蕴含着商机，此处不作赘述。

二、希望

上述方面虽然都给中小型民企带来机遇，然而具有相当难度和不确定性。供给侧改革无疑是当前改革的关键，然而除了呼吁降低税收和用工成本外，似乎与中小型民企没有太大干系，这一状况并不正常。

其中的一个原因是，在眼下漫山遍野皆“供给侧改革”之时，供给侧改革的完整表述“在适度扩大总需求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”，作为前提的前半句，也就是“适度扩大总需求”，在有意无意间被弱化甚至淹没。实际上，正是在供给侧改革与内需拉动之间，中小型民企可能会发现发展的最大机遇。

1新的消费者与消费需求

国人出国抢购电饭锅、尿不湿、马桶圈，以及奢侈品和化妆品等，暴露出供给严重不适应需求。当下中国出现了一批愿意为高性能产品买单的中产阶级。在传统的“性价比爱好者”（压低价格，典型是淘宝网上的消费者）之中和之外，出现了不计或较少考虑价格的“性能爱好者”，他们需要的是性能及性能背后的观念、品味和格调。顺便说，一家杂志就是以后者为名占领了特定的高端市场。

奔驰汽车前总设计师说过“奔驰卖的不是汽车，而是一件艺术品，只是碰巧它会跑”，同样，特斯拉卖的也不仅是交通工具，而是环保、时尚。过去，中国人用马桶盖只是在卫生和舒适上过得去，现在，正如李克强总理说：“日本做的不仅是马桶盖，而是健康、保健”。中国的85、90、00后的一大特点是不相信广告，认同同一个消费阶层人的口碑。

在这样的人群中还需要差异化竞争，如精准扶贫那样精准定位。中国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多元价值观和社群林立的时代。从大众消费到圈层经济。只要形成一定的价值观和一定的属性，为一定的人群服务，就会形成有效的商业模式。

怎样才能满足个性化且“与时俱进”的需求？这就涉及前述工业4.0或第四次工业革命。中国在微笑曲线上位于谷底，一般认为出路是向两端提升，由制造向前上溯到研发环节，向后强化销售进而铸造品牌，“谷底”本身已经了无价值，然而这一理解并不全面。

工业4.0可以满足新的消费者与消费需求个性化小批量的要求。“互联网+”，所“+”的不仅是金融，销售，还有制造。位于微笑曲线谷底的制造环节由第四次工业革命而得以提升，获得新的生命：精准定位的制造，从而将微笑曲线作为整体提升到新的台阶。李克强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，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、柔性化生产、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，增品种、提品质，创品牌。

2逆向思维，到农村去

“到农村去”，这是当年的一句豪迈的歌词，而今是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切实可行的行动。

当下，值此城镇化过程中资源向城市进一步集中之际，农村出现对资源的渴求甚至“真空”，这就为新一轮下乡提供了可能。一旦土地确权和流转的政策得到落实，新一轮下乡就有可能大规模展开，不是当年的上山下乡，也不是数年前的家电下乡，而是资本、人才和知识下乡，是作为“五大理念”之一的“绿色”下乡。

一些先知先觉者在成本最低时已经有所行动，不是像过去那样下乡办厂，而是从事农民熟悉的农业和畜牧业。以现代企业的方式把农民组织起来，以现代科技武装他们，使之成为农业工人。同时完成对传统农业的改造，发展现代、生态和绿色的农业，进而改造传统农村，从而在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。

中国，在中国制造2025、产业升级和发展服务业也就是瞄准“高大上”之时，有必要回到一产，从产业链的源头做起，在源头上解决困扰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。如果有企业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，消费者还用得着漂洋过海抢购洋奶粉和大米吗？到农村去，这里有多大的投资市场，回到城里，又有多大的商品市场！

更重要的是，加强城乡联系与互动，弥合在建国初期造成，而后越发严重的城乡二元的分化乃至断裂，形成城乡之间的良性循环。

再进一步，在坚持品质之时培育诚信，塑造品牌，当然，这一点不限于到农村去的企业。诚信，在当代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稀有资源，物以稀为贵，企业只要坚持诚信，以诚信立业，以诚信塑造品牌，一定可以得到高的回报，与此同时，企业也就尽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。

3去产能与新供给结合

“去产能”并不是丢弃，而是经改造后整合到新供给中，只有促进新供给形成新动力才能真正去产能。李克强总理举了这样的例子，“一个传统服装企业和一个智能可穿戴设备企业，两个结合一下，就可以创造新供给、产生新需求。”大部分行业都可以通过附加新技术、新产品、新管理模式等新财富形态的方式，形成新价值、新需求和新市场。

同时，通过政府政策引导和市场化机制，再经过适度培训，实现因去产能而下岗的工人，与珠三角、长三角等地的用工荒对接。当然，那些眼下看似需求旺盛而处于用工荒的行业在低头拉车之时，也有必要抬头看路，以免自己变成下一波去产能的对象。

收购倒闭企业，将其土地、厂房移作它用，如发展创意产业和艺术沙龙（陶艺、布艺）等，以适应上述新的消费者和消费需求，这就涉及到资本运作。毕竟，当前世界已经由产业资本时代进入到金融资本时代，万宝之争就是明证。资本和资本杠杆在未来财富波动中的效应会急剧增加，皮凯蒂的《21世纪资本论》阐明了这一点。让资产在流动和变化中保值增值。

无疑，对于中小型民企来说，要把握上述各种发展的机遇，都需要苦练内功。内功，首先是认清形势。

最后，当下中国新供给最为迫切的不是高端消费品、新的技术，甚至也不是适配的资金，而是在制度和文化领域，是政策和诚信，一句话，也就是深化改革。减轻企业过高税赋，金融制度上对国企、外企、民企一视同仁。

在2016年的两会上，习近平用“亲”、“清”两字定位和阐明新型政商关系。政府对企业的“亲”是普惠的“亲”，而不是某些或某一家企业特惠的“亲”。政府官员和民营企业家双方都要保持清白，不搞权钱交易。对民营企业家来说，就是讲真话说实情建诤言，遵纪守法办企业、光明正大搞经营。习近平对民企的三大希望是：希望非公有制人士能够健康成长；希望非公有制经济能够健康发展；希望非公有制经济要切实履行好社会责任。

种种“选项”最终围绕企业的“使命感”，避免“乱花渐欲迷人眼”，以做出正确选择，并持之以恒，避免见异思迁。